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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武汉女孩的生死问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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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编陈龙

本文约8490字

预计阅读时间22分钟

作者|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王梦影

编辑|秦珍子

22岁的武汉女孩董婉婷曾手写下遗书。这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当时走不了路,昏睡一天,醒来后去摸索纸笔,感觉自己正直面死亡的脸孔,在恐惧中落泪。

2020年1月20日,她开始咳嗽、发烧。肺部CT影像是磨玻璃状阴影。她跑过3家医院共计9趟,居家隔离一周半,集中隔离11天,做过4次核酸检测,作为重症在医院治疗19天,每天吞药20片,累计抽了11管血做检查。她所在的城市也宣布了“战时”,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4万专业医护人员加入了战斗。

3月10日,董婉婷的检查结果达到出院标准,转移到隔离点,核酸检测不“复阳”就能康复回家。在这场求生的征途中,年轻的大四女孩找到了很多答案。

1

死亡的阴影最初表现为不确定性,悄然出现在生活里。董婉婷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,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,撑满闷痛的胸腔:我是不是也感染了?

她的庚子年始于一场高烧,睁开眼零点已过,量体温,38.8摄氏度。

发烧时,她感觉身体沉重,痛觉尖锐。她疲劳,却连着几晚难以入睡,肌肉骨骼都在疼,尤其是后腰。器官出问题后存在感强烈,那是一种难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难受——她能感到一边的肺泡似乎没有另一边舒展。高烧几天,潜伏几天,又更猛烈地袭来。中途是腹泻。

武汉人的日历一页页翻向春节,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逐渐增多。董婉婷曾听见路人议论着“人心惶惶”,饺子馆里有本地老人为戴不戴口罩争辩。超市里人不少,不知道是为过年,还是因为“封城”囤货。喜庆的歌曲里,夹杂着一个男声播报:“……提醒您勤洗手……”

下电梯时她遇见快递员,对方没有口罩。她送了一个,“怕传染一个辛勤工作的人”。

她是问诊大潮中的一滴水。1月23日,她曾去武汉同济医院,上午9点到达,拿到900多号,被告知下午4点才有可能看上病。后来她去了普爱医院,随着队伍缓缓前挪等待抽血,挪了3个小时。她没能输上液——输液要去急诊,而急诊人满了。

大年初一,她起了个大早,又到同济医院。病人不算多。她终于做上了胸部CT。下午拿到结果:双肺磨玻璃影。她没有哭,甚至没有表情变化,手是抖的。

等结果的4个小时内她回家吃饭,看了一会儿电视剧《庆余年》。主人公好像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这段时间她循环播放这部电视剧,平板电脑24小时接着电源。哪怕自己在做其他事情,也需要角色对白的声音填补生活背景。

同济医院开了3针点滴,她没打上第3针。1月25日,武汉市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,她出不了门了。

在医院输液时,她默默观察着四周的人,回家后记录在日记里。她目睹了一场分别:女人带着五六岁的儿子站在一边,男人在另一边。男人叫了一声:“儿子!”小男孩懵懵的,而女人动了动嘴,终于没有靠近。

另一对夫妻对话:“专家说打白蛋白(或为免疫球蛋白针剂,说话者不知道正确名称——记者注)或许有效。”“干吗啊,这得花多少钱。”“倾家荡产也得救你的命。”

“我一屋里人(一家人)都感染了。”她听见一位老爷爷絮叨,“一屋里。我被隔离在汉阳,我儿子在汉口的医院,我儿媳妇被送到武昌了,巧板眼(不凑巧)还都不在一起。”

她听见一个年轻姑娘打电话,猜测那一头可能是姑娘的家人。姑娘说:“你不要过来!我要一个人隔离!我住酒店,去哪儿都行,反正我不去你那里……这是传染病,会死人的!你们是不是非要传染才罢休,我不回来!”

女孩挂了电话,又哭了。手机还在振动,对方又打进来了。董婉婷也开始落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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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婉婷在胶囊表面写下她的隔离日记。受访者供图

武汉市第四医院她去了3次。第一次,医院无法接诊,正在紧急改造以适应新冠肺炎收治要求。第二次,她在发热门诊见到8名医生、4个诊室、1个分诊台。以分诊台为中心,病人围了好几层,每层都想更靠近中心一步。“平时武汉人都没什么排队的习惯,何况特殊时期。”第三次是1月26日,医院已恢复基本的秩序。一个护士建议她:没有确诊试剂盒,排队没有意义,回家隔离吧。

几个月前,董婉婷对这一年的期待是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申请。当时她不知道,大小仅相当于十万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飘荡。

很久以后,她才感觉与这座生养自己的城市命运相连。1月23日,她开始高烧的第二天,武汉“封城”了。在武汉市确诊病快速增长时,她的病情加重进入隔离,2月17日作为重症患者入院治疗。3月来临后,她的情况有所好转。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首度跌至两位数。

董婉婷出现感染症状超过两周后,2月8日,中国大陆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感染者33728例,超过“非典”时期最终数据,钟南山通过电视节目发话:不能完全证明拐点到来。武汉雷神山医院也开始使用,当天交付1600张病床。这一天,她接到了一个通知她转移的电话。

到达硚口区隔离点时已是傍晚,这里征用了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的宿舍楼。

从一楼大厅往外望,她能看到一轮圆月。上下楼几趟,天色越来越浓重,而“月亮一直在那里”,硕大、金黄、很好看。她想起来,这一天是元宵节,春节过完了。

她记得除夕那天,自己极端想看春晚,她已经很多年不看这个节目了。

在独自租住的小房间里,她没吃晚饭就躺下了,用平板电脑观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。开场是歌舞《春潮颂》。色彩泼在屏幕上,明星齐唱“正月里来正月正,锣鼓唢呐鞭炮声”。2013年起武汉市重启烟花爆竹燃放禁令,窗外的夜没有声响。大概两个节目后,她睡着了。

2

到隔离点的第一天,工作人员指引董婉婷到一楼的储备间领取被褥等物资,没有陪同她上楼,房间任她挑选自行入住。这个隔离点头一天才开放,她属于第二批住户。她从底层开始找起,因为离一层的工作人员越近,“越方便呼救”。其他病人显然思路一致,她一路找到五楼才见到空房。

这里很安静,她偶尔听见走廊里不知是哪一间的住户在咳嗽,“咳得几乎要背过气”。

如果不考虑身体系统里的病毒,一切仿佛大一新生入学。她跑上跑下,领东西送回房间,铺床烧水。房间四四方方带小阳台,被套床单是折痕崭新的蓝色格子布。

被子发完了,只得要了一床褥子盖。董婉婷穿着毛衣和羽绒服裹在床褥里,一夜睡睡醒醒。她觉得武汉这个冬天格外冷,“也可能是心理原因”。

在普爱医院看病时,医院将发热门诊设在空地上的一处单独隔开的小房子里,屋外排着长队。那天风很大,她里里外外穿了7层,戴着围巾、帽子、手套。她第一次体会到,冷的极致是感觉不到冷了。

为病人安全起见,隔离点的门不允许关闭,门锁锁舌处包着毛巾防止自动带上。小楼立于开发区中,四周一片旷野,风灌进楼来,尖啸着,门也砰砰应和,”简直像交响乐”。有一天董婉婷看见窗外由暖黄转为青白,鹅毛大雪降下来。

从第一声咳嗽到住进隔离点,她始终没有把病情告诉妈妈。得病的女儿认为有必要保护自己的母亲。公共交通停了,妈妈没有车,无法实际帮上忙。她觉得,告诉母亲,只会让她感到无能为力,白白担心。

疫情则将她和爸爸逼到一起。她发现自己得到了机会更新父女的相处模式。她不隐瞒自己来自一个“不太完整的家庭”。父母在她幼时离异。父亲再婚,又有了一个女儿。母亲辛勤工作,她几乎由外婆带大。

在董婉婷看来,爸爸的关心总带一种不由分说的独断。而她早习惯自己拿主意。她追随爱好考入艺术高中,又进入大学的艺术专业。父亲始终不赞成这个决定,觉得不好找工作。“你没有那个天分。”他劝说,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像刀子一样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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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婉婷在医院绘制墙画。受访者供图这个冬天以前,父女只在年节见面。已经长大的女儿和中年的父亲已不再发生矛盾,他们维持着彬彬有礼的距离。这一次,董婉婷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父亲。后者有私家车,能接送她往来医院,车窗外是越来越空旷的武汉。

董婉婷一度不想再去医院排队了,她感觉到徒劳无功,而身体越来越吃不消。父亲则强烈反对,总逼她打起精神再跑一趟。他想救女儿,以他习惯的那种独断的方式。两人常为此发生争执。

其中一次矛盾爆发于两人的通话中,争到中途,女孩听到,父亲哭了。

这是董婉婷此生第一次经历父亲的眼泪。她发现爸爸竟能在哽咽的同时几乎不受干扰地继续输出自己的观点。这一刻,两个人丰沛的情绪让她“震撼”又“痛苦”。她意识到:天哪,爸爸爱我。

3

她在新闻里看见外面的情况,“江汉路一个人都没有”,这是她打记事起从未见过的景象。她从来没有见过比武汉更“火热”的城市。

2019年,也是这样的冬末春初,她正拿着学校的照相机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。这是艺术课程《阅读城市》的实践部分。

建筑是热闹的。武汉,《天津条约》中增辟的通商口岸,如今对外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的大港口,“九省通衢”。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摩肩接踵,她拍下照片去书本中对照,认出广东的、浙江的,还有欧洲的风情。

现代高楼簇拥着“里分”低矮的红色屋顶。里分是武汉在半殖民统治时的租界,现在的城中村落。“比户相连,列里以居”,“里”,就是家的居所。董婉婷的外婆曾在集贤里居住,那里如今已经拆迁。2019年,她在里分租过一个工作室,从早观察到晚。她发现居民多为老人和体力劳动者,不少环卫工人,带荧光条的橙红马甲在巷弄间隐没。居民楼间各种线缆拉得很低,晾晒的各色衫裤飘飘荡荡。黄猫卧在树影和阳光的夹缝里,斜睨着眼。

武汉人,“口头上总是要轰轰烈烈”。武汉话抑扬顿挫,气势惊人,总是显得“很凶”,“汉口话尤其凶”。江汉路是步行街,人头攒动,招牌霓虹,大喇叭放着流行乐,“好像永远有人在吵架”:顾客为价格吵,行人和店家吵。

董婉婷在里分居住时听到最多的也是吵架,父母妻儿,家长里短。路人悠然而过,不觉得有什么热闹可看。吵过了,饭菜香又飘起来。

在她眼中,武汉充满着“江湖气和烟火味”,“烟火味”直接体现在居民楼的建筑外墙上。

2019年军运会后,市容大大优化。此前,董婉婷常见爬着油烟痕迹的街道和水泥墙面。油烟来自热火朝天的重口味厨房,武汉人是“好七佬”(爱吃的人)。

“好七佬”董婉婷“嘴巴刁”,“被武汉惯得”。她会为一口吃的跑老远,去老通城吃煎豆皮,去利济北路买烧卖。菜刀“咚”地一声剁下鸭脖,热干面“刺啦”一声吸入口腔。“过早”(吃早餐)时她一般不化妆,否则会全部花掉。苍蝇馆子,塑料桌椅,空气炎热,汉口的糊汤粉滚烫。她大口啜饮,“汗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”。胡椒放得足足的,能把外地人的眼泪辣下来。

董婉婷一直觉得自己不太像武汉人,“说话就不太像,没什么气势”。她觉得自己是“典型的那种艺术生”,内向、敏感,时常担心讲话不如写字表达得清楚。从小到大她只有几个密友,和陌生的世界接触多少让她有些惴惴不安。

在这个火热的城市,她一度有过抑郁的情绪。除了焦虑艺术学习的进展,年轻的灵魂还常陷入宏大的问题。她读加缪的《局外人》,书里的人说,“我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,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”,所有的生命无可避免地通向死亡。她审视自己“庸常的、平凡的”生命,问自己: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?

22岁的女孩还无法给自己答案。

“是爱吗?我不知道。”她说,即使是在写遗书时,她也没能写下一个“爱”字。

高烧的夜里她想起外婆。武汉人管外婆叫“家家”,她查资料时翻到一首湖北儿歌:摆摆手,家家走,不杀鸡,就打酒。搭洋船,下汉口,吃鸡蛋,喝米酒,买对糍粑往转走……一家熬腊肉,百家香闻够。

她的家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,总有无穷无尽的好吃食,要送给小外孙。董婉婷的幼年在外婆的老房子里度过,初中时她和外婆一起住在表哥家,夜里常常一起睡在表哥客厅的沙发上。

老太太在董婉婷初三时查出晚期癌症,熬过了一场大手术。家人没瞒她,她也没表现出对死亡的在意。手术终于结束,麻醉药力还未退去,阖着眼的老人嘴里嘀嘀咕咕:红中赖子杠——原来已经在梦里打上了武汉麻将。

董婉婷计划在毕业设计里把对外婆从未说出口的感情表达出来。还没动工,她被病毒困在了家里。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机会毕业,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,但某一刻她突然清晰地知道,自己要“利用手边有的一切东西”,把毕业设计做出来。

在任何有力气的时候,她开始造纸。用餐巾纸加水溶成纸浆,再一点点塑形,捏合成手边一件外婆衣服的形状。

那是一件褐色的对襟褂子,穿了多年。油污的浸染使得布料有了雕塑的质感。油污来自无数逝去日子的平凡三餐。

4

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,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考虑死亡,还是想为可能的死亡做准备,让自己能留下点什么。或许两者都有。

疫情来之前,她无数次思考死亡,从哲学或艺术的角度。但这一次,她听见自己脑海里的声音,简单而强烈:我想活。那“庸常的、平凡的”生命,她一点也不想舍弃。

这种欲望一度表现为愤怒。阳光偶尔露面的时候,这个小病人坐在隔离点的阳台上,裹着带过来的唯一一件羽绒服,捧着鲁迅的《呐喊》。夜里,她反复读北岛的《回答》:为了在审判之前,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:告诉你吧,世界,我——不——相——信!

转移到隔离点时,没给她多少收拾行李的时间。她爱旅游,“说走就走”,常备洗漱包和简单换洗衣物,省下的时间用在挑书上。一本介绍哲学基础知识的《大问题》,她大一时就买了,这时才静下心阅读。她试着回答书里提出的问题:如果还有生命还有几分钟,她想打通电话,给谁她还不知道。

与此同时,越来越多的人闯进这个内向女孩沉默的时间线。

学校的辅导员每天在各个群里转发求救信息,也包括董婉婷的。同学加入了接力,把信息扩散出去,没有人知道传播的哪一个节点最终能帮上忙。越来越多号码触到了她的手机,来自同学,也来自陌生人。人们想知道她状态如何,试图提供帮助。

居家隔离期间,发着烧的董婉婷参与了一次毕业设计的线上汇报。她的导师表达了对她进度的不满,这让她非常委屈。导师一贯严格,在她的眼里近乎“苛刻”。

董婉婷畏惧他,也尊重他。他是《阅读城市》课程的任课教师。在他指导下,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重新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城市,色彩在她眼前鲜明起来。也是在他建议下,她尝试用餐巾纸进行艺术创作。

董婉婷告诉导师,自己写了遗书。电话那头,接近60岁的老师沉默了很久,对学生说:过60年你再想这件事吧。

后来,董婉婷听说老师去找了学校,要求救救自己的学生。

在硚口第一职业教育中心隔离点,董婉婷遇见了在大厅里迎接的救援队队长马于飞、隔离点的负责人。她记得马队长对她说:“你有什么事情,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马于飞是志愿者,湖北荆州出生,在武汉工作,口音模糊地介于这两者之间。如果不是疫情,45岁的他当时应该正在英国过春节,与居住在那里的妻子儿子团聚。他此前承包工程,和政府打过交道,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开设隔离点的消息。机票被取消后他想,干脆做点儿什么吧,于是来到了这里。

2月7日开放后,隔离点迎来居住高峰,300多人陆续搬进来。从各个社区驶来的车子,最晚一班常到后半夜3点。据马于飞介绍,这时期来的病人几乎都是疑似,“核酸一测一个阳性”,平均待3天即会转移去医院。

病人们年龄两级分化,年纪最大的超过70岁,最小的17岁。隔离点居住过13个家庭,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,被安置在不能接触的小单间里。

马于飞带队的70多位志愿者从早忙到晚,一趟一趟上病区放饭、测体温。累了,就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略躺一躺。隔离点有一个微信群,病人在其中联系志愿者。然而,老年患者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,要牙刷、热水,只能等志愿者上门询问。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疾病,药物也依赖志愿者购买。硚口区当时只有一家药房营业,一天开门几小时。

整栋楼都在对抗着未知命运投下的阴影。13个家庭里,有8家暴发过矛盾,需要志愿者劝架。马于飞和同事还需要特别注意老年患者的精神状况。他们中的一些已表现出自杀倾向,“撞墙的都有”,好在都被及时救下。

隔离点每天有两位医生。医生的来源并不固定,有些来自外省的医疗队,有些是当地的志愿者医生。

董婉婷接受了4次核酸检测。每一次等结果时,她都怀着小小的、几乎天真的期待:也许是搞错了。4次结果,3次阴性。后来的新闻提到,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存在试剂盒假阴性的情况,要配合影像学结果判断。

她的肺正在“溺水”。求助信息显示,当时的她“明显胸痛,淋巴浮肿吞咽有困难,高烧咳嗽,呼吸急促”。发病1个月,居家隔离一周半,隔离点隔离9天,上报3次身体不适,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始终没来。2月11日晚,她写下了遗书。

2月17日上午,马于飞来到董婉婷的房间,帮她拿来一盒纸巾。董婉婷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幸运的转折。实际上,马于飞已经关注她3天了。志愿者告诉他,这个房间的女孩儿不再吃早饭了,他觉得情况不对。

马于飞询问了具体状况,为董婉婷找来了医生。医生判断,已经是重症了。董婉婷不知道外面的情况,马于飞则十分清楚床位的紧张,重症之外还有更重的。他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自己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。董婉婷则听说,他跑去防疫指挥部“吵架”了。

当天晚上,董婉婷接到消息,连夜转院,到汉阳区的武汉同济医院接受治疗。直到离开,她都不知道马队长究竟长什么样——防护服遮住了他的脸。

马于飞则忘不了董婉婷看向他的眼神,“那种无助”。这个女孩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。

5

在汉阳同济,声音和光又回来了。即使到深夜,医院的灯也不会完全熄灭。她能听见医生护士穿防护服在走廊来来去去,那是一种类似挥舞塑料袋的声音,脚步沉重。但这让她安心。

到达医院后,她给妈妈打电话,告诉她自己确诊新冠肺炎,已经住院。妈妈让她好好养病,语气里没有惊讶。董婉婷突然感觉到,妈妈可能很早就猜到女儿的情况不对,妈妈都知道。

住院的头几天里,她几乎日夜昏睡。治疗的药物带来副作用,呕吐、恶心。慢慢地,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医生告诉她,在她身体内,年轻的免疫系统正在药物帮助下与病毒对抗。

她开始发现,自己“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武汉人”。武汉人执着,而她如此执着于活下去这件事。

眼前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惊喜:窗外的天空,墙上的日影,包苹果的硫酸纸透过光线的好看颜色。这是她第二次体会这种惊喜。在学习《阅读城市》时,她读到一种遗憾:“常见有人卜居一地数十载,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,成了久住的过客,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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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婉婷在一颗梨子上记录她被隔离至今的日期。受访者供图

绕着梨子的果柄,她一圈一圈写下日期,从发病到如今活着的每一天。她一天要吞下20多片药,抠出一板胶囊,在表面写下自己的隔离日记,又小心塞回去。还有一颗药,她在上面画了一只小小的蝙蝠。

离开隔离点去医院的夜里,导师告诉她:每个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,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。

她反复咂摸这句话。医院在病人中招募志愿者协助护士,她犹豫了一整天才去报名。对方很高兴:你是第一个。

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。得病之前,她花了两年才做好心理建设参加班级聚会。她仍旧内向,紧张于人与人的联系,但她已经开始体会到自己需要这种联系,并感谢它。

护士们的任务很重,不仅有医疗上的,还要负责搬运物料、给病人放饭等杂事。防护服笼罩全身,董婉婷一开始分不出他们谁是谁,只能从声音里听到他们的疲惫。后来她发现,防护服遮不住眼睛,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。

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,她们在身体状况好时尽力协助护士,帮助减轻她们杂事上的负担。妇女节的时候,董婉婷收到落款为“A10病区全体的医护工作者”的信,写在大红纸上,祝“我们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复”。随信还有一朵玫瑰花、一盒巧克力。

她们制作了一档音频节目,在医院的广播系统中播出。董婉婷负责组织人员。第一期节目里,有年轻人说:除了生死,没有大事。

武汉的春天如约来了。马于飞感觉到气温上升,忙碌时衬衣外罩一件夹克就够了。他所在的隔离点,疑似病例大大减少,入住者身体状况普遍不算太差。任务量减轻,志愿者缩减到了26个。他偶尔会想想疫情结束后,自己能飞离武汉,赶上与妻儿迟到的相聚。

大四学生董婉婷每天都在操心毕业的事情。她计划出国深造,但雅思考试已经推迟,申请学校时需要的作品集还没来得及整理。在病房里,再次向导师汇报毕业设计进度的时间点到了,她从头天夜里就开始紧张。女孩试探着说自己的论文不好写,导师回了四个字:按要求写。

走出医院时,她还穿着那身50天没换的粉红色羽绒服。她位于A10病区的床位空了,病区的墙上留下她和志愿者伙伴们的墙画:一只戴着口罩的兔子。这之前,医院经过紧急改造,墙面刷了一遍白。她给医护写了一封“出院信”,因为慎重,写了3遍,“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,除了你们,谁又知道呢……这个生病的武汉,因为有你们,才有解药。”

她接着写道:“不要麻木!……真实,我们谁也不能逃避它,面对是唯一的解答。”

她还是会时时想起外婆,她的“家家”。外婆术后,她一度担心老人的身体。但一年又一年,老太太坚挺着,照顾孙辈,准备着日日三餐。“心大”,“一个典型的武汉人”。

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每年春节前,武汉家庭要腌鱼腌肉灌香肠。这是体力活,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戏。手术后,老人再也没做过了。

董婉婷觉得这场疫情永远改变了自己,她“变得更勇敢”了。对于那个困扰过自己的宏大问题,她暂时有了答案。或许,她搞错了顺序:“以前我老在寻找生命的意义,因为我觉得,生命要有意义,然后才会有力量。现在我认为,生命本身就是力量。”

武汉将是她“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”,而她此刻期待有一天离开,去看看更大的世界——那是22岁的她写在遗书中的愿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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