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滞留在武汉的异乡人:每天都像在“坐牢”

滞留在武汉四十天了,陈欣觉得每天都像是在“坐牢”。

身上还穿着四十天前匆忙离开咸宁时没来得及换的睡衣,那天,陈欣四个半月大的女儿发烧发到了40.7度,把她急坏了,和丈夫、母亲穿着睡衣便开车去了医院。先去了老家咸宁嘉鱼县的医院,做了检查后,医生说可能是脑炎,建议马上送武汉问诊。XQ

陈欣从未想过,本是去武汉求医却被困在这里,还差点流落街头。一边是还未痊愈的女儿,另外一边是在家生病的父亲。

陈欣和其他同样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聚集在一个500人群里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:回家。

“封城”时刻

这些“滞留者”们因为各种原因在封城前进入武汉,有人来看病;有人来探亲;还有人来旅行;也有人是在封城后下错了高速被围困在这里,他们都焦急等待着出去的那一天。

1月17日,在广东江门的梁秀文出发前往武汉探亲。姐姐的婆家在武汉,年前姐姐回到武汉备产二胎。梁秀文想带着父母和孩子来探望姐姐,顺便开车把姐姐在广东念书的大儿子带来,然后一大家子一起过年。

出发前,梁秀文就看到有关武汉“不明原因肺炎”的新闻,有点担心,就打电话和姐姐问问情况。姐姐说,“新闻上公告过了,说是谣言,已经把几个人抓起来了,没事的,我们都没事”。姐姐连着说了几次没事,打消了梁秀文心里的顾虑。

刚来到武汉,因为姐姐家住在乡下,所以也没有感受到疫情的紧张,“过来一看还是和以前一样,没什么变化”。

在封城的前一天,姐姐的二胎出生了,姐夫的弟弟一家也来了,三家人都在为新生感到喜悦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十分热闹,还没过年,就已经开始有了年味。

23日早上,梁秀文醒来后看到了十点封城的消息,这一刻她才意识到这次疫情可能不同寻常,已经到了要封城的地步,她开始有点慌了,和家人商量要不要趁还有点时间赶快走。

“我们当时讨论说应该不会封太久,而且本来也是打算在这边过年,刚来没几天就走,也不太好意思。”她回忆。于是,梁秀文一家留了下来。

此时,武汉妇幼保健院里,陈欣和母亲、丈夫,正在病房里陪着他们四个半月大的宝宝。眼看着原本住着四位病人的病房里,其他家庭渐渐离去,最后只剩下他们一家。

去武汉前,陈欣和丈夫也一直在微博上关注疫情,但当时还没有说“人传人”,“我们想大概就和甲流差不多吧,没想那么多,就赶往了武汉”。

1月20日,陈欣的女儿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被诊断为脓毒血症,住进了ICU,要等着做一个腰穿手术。

陈欣女儿所在的病房,住了4位病人,封城那天早上,邻床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催着护士赶快打完了针,说他们要赶在十点前出城回家。陈欣回忆,那天医院清了一部分病人离开,同病房一个两个半月的宝宝,刚从ICU出来没几天,也被劝着回家了。

而在几天前,医生还告知陈欣做好在医院过年的准备,因为女儿的烧还没有退,打的是需要用机器辅助的最高阶的抗生素,老家的医院没有这类设备。

因此,封城的消息并没有给陈欣一家带来太多心里的波澜,“我们想着封城也就封一两周吧,到时候宝宝也好了,我们就可以回去了”。

每天晚上,陈欣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,母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刚开始几天陈欣丈夫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睡觉,封城后,医院说为了防止交叉感染,只能留一位家属,但陈欣一个人又照顾不好女儿,就让母亲一起留下,丈夫则去车上睡了。

女儿还一直在发烧,晚上经常会哭,有一次哭得很厉害,把周围的小朋友和家人都吵醒了,陈欣和母亲只能带着女儿去走廊,抱着她走来走去,等她睡着了,再回到病房。

除夕夜,陈欣的女儿打完针睡了。她想起女儿前两天做腰穿的场景,一根很长的针插进那么小的身体,从骨缝里将脑脊髓抽出来,女儿不停地哭,她也不停地哭。

她睡不着,白天周边敞亮,心情还好,到夜里,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。起身站到窗边,望着窗外那条在封城前格外喧哗的街道,近日来变得一片沉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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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欣除夕站在窗前拍的夜景。

遥遥无期的围困

陈欣觉得“封城”后的这段时间,像是过了十年。

1月29日,医生找陈欣谈话,建议她带着女儿回家。陈欣感到困惑,不用等到抗生素降级后再走吗?医生隐晦地表达了待在医院可能会更危险,让他们自己权衡。

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,他们所在的这层病房之前有小孩感染了肺炎,陈欣和丈夫商量帮女儿办理出院。

第二天,陈欣带着女儿出院了,女儿的病情还未稳定下来,他们一家四口又碰上了难题——“在武汉没有家,那我们住哪?”

她打了很多家酒店的电话,没有一家愿意接收。陈欣打电话求助,希望在说明情况后申请出武汉回家。她打了市长热线、交管局打到疾控中心、社区、求助站……电话打过去,对方总是会给她下一个电话,一圈打下来又回到了原点,“你打市长热线问问吧”。

陈欣看着自己还在发烧的宝宝,想若是自己一个人经受这一切都没关系,但是宝宝还这么小。“再这样下去过两天要抱着宝宝在街上流浪了……我该怎么样,帮帮我吧”,陈欣无助地发了一条求助微博。

出院那天晚上,陈欣一家就先在车上“凑和”了一晚。第二天,有朋友看到了她的微博,说自己的房子空着,备用的钥匙在门口的地毯下,让陈欣一家去住。

总算是有了住的地方,但问题依然接踵而至。有天晚上,陈欣的父亲一个人在家心脏病发作,给陈欣发微信说身体动不了了,头是木的。陈欣帮父亲打了120,但社区上门登记后听到陈欣父亲是从广州回来的,就走了。

那晚,陈欣也不敢挂父亲的电话,时不时地说几句话,确认父亲安好。直到父亲吃了药说自己好转了,有点困意,陈欣才挂了电话。

2月20日,江门政府取消对重点疫情地区人员来江门的限制,逐步开始复工。梁秀文听到其他在家做个体户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开始开门营业,她更加着急了。

城内的挣扎

黄亮是湖北孝感人,来武汉务工的三年里,他做过建筑工人、也做过临时保安。原本计划在23号回家,因为武汉离家近,黄亮回家的票都是随走随买。1月23号他一觉醒来已是11点多,看了新闻推送才知道“封城”了,回不去了。

比起回不了家,更让黄亮感到恐惧的是,无法出门挣钱。原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做着一些临时工,手里也没有太多积蓄,如果“封城”封得久了,自己可能要撑不下去了。

正月初五,黄亮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朋友说雷神山那边在招临时工人,黄亮正愁着哪里找点活挣钱,于是就跟着朋友一起去了雷神山。

黄亮回忆,自己去做工的那两天,那边真的是人山人海。他当时看着那么多的人,感到很疑惑:为什么政府把商场都关闭,呼吁居民们都要隔离,不要聚集,街上空无一人,但工地上这么多的人,人与人之间都离得那么近?

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,黄亮说也并不是很累,“人多啊,全是靠人堆起来的”。在雷神山做工的那两天,是“封城”以来黄亮吃得最好的两天。

做了两天后,雷神山那边说不需要临时工了,黄亮又失业了。

28岁的王天明是在“封城”后进入武汉的,为了早点回去赚钱。

他家在离武汉100多公里的天门,过去一年他在武汉做快递众包骑手,1月10日,他在武汉租的房子到期了,他就先回家过年了。

过完年,他在家憋不住了,想着继续回武汉送外卖,可能这段时间外卖员少,自己还能多赚点。“当时很多地方信息都还不畅通,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可怕,就回来了”。

当时虽然已经“封城”,但进城没有限制。2月1日,他搭着一位朋友的便车回到了武汉。

但等到了武汉,王天明发现情况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。下车后,他先去找自己的电动车,发现找不到了。再回到之前租房的地方,房主说不能续租了。

他就先住进了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,一天50元,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。那天,入住旅馆后,他去超市买了食物,刚出超市,看到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旁边翻垃圾桶,那人说,“现在连垃圾桶里都没有吃的了”。他觉得挺可怜的,就把自己刚买的一包食物递了过去。那个男人说,“谢谢,我好几天没吃饭了”,王天明转回超市又重新给自己买了一包。

他又尝试在自如、蛋壳上面租房子,但都失败了。到了2月23日,王天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4000块钱,他决定走路回家。

这些年来,王天明在外面闯惯了,16岁时,他辍学去广东打工,有过从东莞黑砖厂逃出来,走路去惠州的经历,所以他觉得从武汉回天门也并非难事。一早退了房,王天明就踏上了归途。

回到原点

王天明将自己走路回家的行为称为“冲锋”。

“一路上遇到好多关卡,我都是绕着走,换条小路从田野上走”,通过骑摩拜和步行接力,傍晚,他到达了武汉和汉川边界,汉江大桥附近。

在这里,他又遇到了一个关卡。关卡旁边是河,他绕着河走了两公里,试图找到其他路线,但发现如果要绕过关卡的话,就一定要过这条河。

于是,王天明就又倒回了河边,想游泳过去,他把带着的几件的衣服都丢了,站在河边思考到底要怎么办。这时,桥上执勤的辅警看到了他,喊着问他要做什么。

辅警询问了王天明的情况后便报了警。随后,新沟派出所的警察来带他去医院做了体检,检查结果显示正常,警察说要送他去救助站,但是王天明拒绝了。“我以前在广东的时候进过救助站,进去后他们就把你的东西都收了,很不自由”,所以他不想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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